儿上。

　　侯方域下意识的四处看了一眼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汉臣兄，可知反贼乎？”

　　董策点点头：“闯贼？还是献贼？”

　　“都有。”侯方域轻轻吁了口气：“家父昨日于京师着人送来的信件上面，细细与我讲解了今年剿匪之格局。”

　　董策心中一动，他素日也常看邸报，加上有前世的历史积淀，其实对这段历史是很了解的，但是如果能听局中人好生的说一番，自然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味道。

　　他也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何如？”

　　“总体来说，不太乐观。”侯方域虽然说的是比较沉重的话题，但是脸色却没什么变化，显然是没把日渐壮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干反贼当成一回事儿。实际上他的态度代表了此时明廷绝大部分士大夫的观点——闯贼献贼，不过是小疾而已，真正的心腹大患，乃是关外辽东建奴。殊不知，最后灭亡了这煌煌大明朝的，正是那些反贼泥腿子。

　　总体来说，崇祯七年对农民军来说，是历史性和巨大转折的一年。

　　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，反贼利用官军大胜之际，互相防备争功，毫无作为原地踌躇月余的大好机会，利用黄河结冰的大好时机，跨越黄河天险，进入中原大地。

　　从此，各路反贼才可说是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，有了极其广大的纵深活动空间。

　　河南是大明朝的腹心，四战之地，此地明廷根本没有多少军队。仅仅在一个月之内，反贼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，接着又冲向接境的湖广、安徽和四川。对明廷来说，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变成了腹心大患。

　　其根本原因，便是河南穷，太穷了。这个曾经是华夏文明源头的所在，广袤的中原大地，由于连年大旱，黄河肆虐，蝗灾频频，早就已经是迹近人间鬼蜮。

　　崇祯六年底，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，在《中原生灵疏》中言道：崇祯三、四、五、六年，连年大旱，“秋既无收，麦又难种。野无青草，十室九空。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，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，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，有夫弃其妻、母弃其子者，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，有自缢空林、甘填沟渠者，有饿死路侧者，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，有枕比而毙者，有泥门担簦而逃者，有骨肉相残食者。”

　　而在这样的大荒之年，明廷不但不加赈济，反而“加之以诛求，重之以供应，责之以兵粮、器械、米豆、刍茭，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。而且正赋之外，有加派焉，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，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，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。……旧额未完，新饷已催；新征甫毕，旧逋又下；额内难缓，额外复急。村无吠犬，尚敲催呼之门；树有啼鹃，尽洒鞭朴之血。黄埃赤地，乡乡几断人烟；白骨青磷，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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